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年 ），南宋朝中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光宗赵惇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昏庸而惧内的皇帝。李后悍妒无知，与已退位的孝宗因几次言语误会而不睦，对太上皇怀有极大恶感。赵惇受制于李后，对孝宗极为冷淡，孝宗病危时不去问候，孝宗去世后甚至称疾不肯居丧。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朝臣微议很多。赵汝愚等便委托太子赵扩之妻韩氏的叔父韩侘胄进宫见赵构孀妻吴后，以她的名义改立赵扩为帝，尊孝宗为太上皇。赵扩即宁宗，改元庆元，拜赵汝愚为右丞相。韩侘胄因定策之功很得赵扩信任，又凭外戚关系出入两宫，植党营私，弄权用事，先后将赵汝愚及弹劾他“擅权害政”的朱熹罢斥。又将朱熹的理学说成是伪学，诬指他们以研究理学为幌子，招集徒众，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结果赵汝愚以“伪学罪首”充军，暴死湖南衡阳道中。朱熹被指为“伪学之魁 ”，周必大被诬为“以身为伪学标准 ”，其门下五十余人被公布为“伪学逆党 ”，限制活动，禁止进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陆游对新皇帝是支持的，并对他寄托了一些希望。但陆游对党禁风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内讧，会误国家大计。但是，韩侘胄为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 ”，利用人民渴望恢复的心理，筹谋北伐，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不管其动机如何，其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因为韩侘胄害国的一面而否定他利国的一面，更不能因为他个人品行、动机方面的疑问而否定他实际行为上的正确。庆元元年八月，韩侘胄“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奏武备边防之策以闻 ”，十二月，置楚州弩手效用军，积极备战。同时起用一些知名的抗战派人物。陆游曾为赵汝愚所驳，所以不在“伪党”之列，韩侘胄网罗天下名士，自然不会疏忽陆游。陆游对韩侘胄北伐是支持的，并且跃跃欲试。庆元五年韩侘胄筑南国，请杨万里作记，并许之以官。

      杨万里说 ：“官可弃，记不可作 。”并劝陆勿与韩来往，勿热恋做官而依附之。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节操和骨气有时比生命还重要，这种信念的坚定，有时到了执泥、迂腐的地步，为了它，甚至不顾现实利害，不顾身家性命，不顾大局。这既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可悲之处。韩侘胄改属陆游，陆游为作《南园记》，被杨万里、朱熹等视为失节行为。朱说陆“迹太近，能太高，或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庆元六年三月，韩侘胄任命陆游直文华阁，恩赐紫龟，仍致仕。陆游有“已挂朝衣神武门，暂纡紫授拜君恩” 之句，更引起朱熹不满，甚至绝了彼此之间的文字交。

      由于朱熹代表儒林正统，所以陆游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死后多年一直因此受到非议。其实，韩朱之争，本无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附庸权臣与效忠君主并无本质区别，只要不为虎作伥，即是委屈逢迎，也无大过，何必作无谓的对抗而不明哲保身呢？每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文人都不免向皇帝高官三叩九拜，但他们有时又视叩拜包括言辞上的叩拜为卑微屈节行为，所以对“天子来呼不下船”和“笑傲王侯”的风采羡赞不已。除非不入仕，又有几个文人士大夫能不服从那个时代的规矩？陆游为韩作记，即使是妥协，是逢迎，也没什么奇怪。何况韩并非罪大恶极，何况他在记中是极赞韩侘胄有其祖忠献公韩琦之志而不是一味阿谀。陆游在记中说 ：“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衣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辞，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 。”

      这种推测显然是有道理的，韩侘胄请依附他的人作记，必然只是逢迎之辞，陆游已不在仕途，就可以作一篇合情合景合韩氏心志的文章，而事实上陆游的《南园记》也确实是有文采、内容充实的。假如韩氏没有这种想法，那么陆游这么推测，等于是加其志于韩氏，让韩氏惶惶之余受到鞭策，这又何乐不为呢？另外，当时支持韩的还有刘过、欧阳丞、辛弃疾等名士，陆游为韩作记决不至成为其污点，而只是当时臧否人物的观念太偏颇。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误区是：看人的性格、心术，不看人的行为结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功过品高下。只要有好心或出于好心，即使对个人对国家有所不良影响也充满理解和同情，其实人心难测，谁知一个人真心真性如何？只能以其结果来给予他以肯定或否定。心再好，没做出实事也无用，心术再不正，没有危害他人和国家也不能治其罪。失败的英雄，从他努力过来说应该肯定，但他毕竟失败了，没有实际的功绩，所以不配为英雄。中国文化人基本上都是失败和失意的角色，所以他们对失败的英雄充满同情甚至给予过多的谅解和肯定，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给中国传统文化添加了一些消极没落的东西，迎合人心中软弱惰性的一面，中国国民性之软弱自欺自慰与此莫不相关。

      无所作为的正人君子、道德大家，没有实际的贡献，也不配青史留名，韩侘胄北伐固然出于个人目的，但有几个忧国忧民的人在为天下大计努力时没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私念呢？只是未表露未为人所知，或者他没有让人不以为然的心性和某些小节上的疑点而已。当然，现在对韩、对陆的历史评价已经公允多了，能从其实际行为、结果来盖棺论定，但今天对今人的评价，比如对现代名人、当代名人包括某些公认的有过错、有失节、误国行为、有野心或别的不正心术的名人的评价，仍然是存在许多偏颇之处的。

      陆游虽然为朱熹所误会，但他并不在意，仍与之往来。朱熹死后，陆游作《祭朱元晦侍讲文 》，饱含痛惜怀念之情。他与周必大也有书信来往。陆游的心思只在个人功业和国家大事上，有这方面的得失荣誉之虑，而不在意人际的恩怨纷争，也没有什么执泥的信念和顽固的立场。

      庆元六年，七十六岁高龄的陆游被朝廷提升为直华文阁，并赐紫金鱼袋。这是对老臣的一种礼遇。陆游心情是愉快的。但他还是忧挂着国家大事。他在诗中说 ：“丽譙听尽短长更，幽梦无端故不成。寒雨似从心上滴，孤灯偏向枕边明。读书有味身忘老，报国无期涕每倾。敢为衰残便虚死，誓先邻曲学春耕 。” 作为诗人，因为考虑到作品会传诸他人及后世的缘故，当然会有意无意地美化自己的思想，但他至少是还有这些思想的，而一旦有机会就会转化为行动。

      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年 ），韩侘胄为收买人心，缓和矛盾，并准备北伐起见，解除党禁，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其他党人也先后复官，又削荐牍中“ 不系伪学”一节。在这种形势下，陆游欣然应召出仕，任中大夫、直华文阁、提举??神观、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朝廷照顾他年老，特许免奉朝请。

      陆游到临安后住在六官宅，他将临时的书斋称作 “老学行庵”。儿子子聿随侍在侧。陆游修史 ，才得其用，又受到尊重，心情较好。但是年事已高，常常想家，也无力再参予国家大计的画策，所以决定用九个月时间修完史书即还故乡。在为韩侘胄作的《阅古泉记》中，他说 ：“游按泉之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湮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时阅古盖行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荣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短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 。”陆游已经告老致仕，而又不甘寂寞重新出山，不仅怕被他人视为贪恋富贵，自己也不免自疑。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最是欣赏激流勇退的风度，而并不怎么欣赏老骥伏枥的精神。所以陆游心中有愧。杨万里曾作诗讽斥陆游的再次出仕 ：“衫短枯荷叶，墙高过笋舆。人生须富贵，富贵竟何如？”谓陆游没有屈原那样以荷叶为衣衫的高洁心性，热恋仕途，贪恋富贵。陆游的天性是热情充沛、积极参予的，现在却不能不顾忌人言，想赶紧做完一些事及早退身。其实，他作的《南唐史》言简意赅，不愧是大家手笔，堪称史中名著。老来发挥余热，是作学问方面的工作，也不是陷于政治漩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陆游身兼数任，十二月又加秘书监之衔，真可谓 “恩光集晚途 ”，但他在朝中仍是局外人，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参予大计。他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退场谢幕了。“六十年间几来往 ，都人谁解记放翁？”被遗弃的寂寞感让他面对繁华喧嚣的人世百感交集。

      陆游以局外人的眼光看朝廷状况，有许多不满之处。都城权贵豪奢相竞，醉生梦死，不能不让他感叹。但他不愿多言，也知道多言无益，自讨没趣而已，只是忧心不已。

      嘉泰三年四月，陆游与傅伯寿合作修成孝宗、光宗实录共六百卷，进书后，升宝漠阁待制，上章乞致仕，又授太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五月出都还乡，作诗一首 ：“门巷如秋爽，轩窗抵海宽。初带授若若，已觉面团团。引睡拈书卷，偷闲把钓竿。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长安 。”

      当时韩侘胄正聚财蓦兵，制造战舰，加快北伐进程。陆游在此时归山，可见他确实老了，再也不想投身时代洪流。“老入鹓行方彻悟,一官何处不徒劳？” 他以老人的眼光回首前尘,油然而生空幻的感觉。“天公赋予谁能测，只吝功名不吝诗 。”他终于认识到此身合是诗人，只能立言不能立功。而他却为功名之念焦虑奔波了数十年。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这么多纷繁而实在的人生杂念和凌乱行迹，又何来他的诗情、诗兴呢？所以不是他命中注定为诗人，而是命运促使他成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