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陆游撰此书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希望南宋统治者能从中汲取经验 教训。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非常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正 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国知识分 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责任感在陆游身上有十分强烈的表现，他认为“学者 当以经论天下自期”（《渭南文集》卷二六《跋文武两朝献替记》），因而 仰慕伊尹、姜尚、诸葛亮、王猛等人，渴望自己也能如同他们那样以政治家 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兴邦治国，大济苍生。这一思想基础使他注重总 结南唐王朝的盛衰得失，以为南宋政权提供借鉴。
　　陆游认为，南唐之初，由于政策措施得当，南唐因而强盛。我们知道， 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对当时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盼望安 定，社会需要秩序。南唐烈祖李升认识到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以此获得实力 与民心。《新修南唐书·烈祖纪》说：“时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专事军 旅。帝独褒廉吏，课农桑”，“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一时“上下悦服”， 大得人心。李升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又恭行节俭，不营造新京 和宫殿，至其逝“终不改作”，日常“蹑蒲履，用铁盆盎，暑月寝殿施青葛 帷”，“左右官婢才数人，服饰朴陋”。陆游认为李升“仁厚恭俭，务在养 民，有古贤主之风焉”，可与汉文帝相比。陆游写下这些笔墨，不仅要与南 唐之未的骄奢作对比，也是要与南宋苟安政权的醉生梦死作对比。《剑南诗 稿》卷三九有《读晋书》，诗曰：
诸公日饫万钱厨，人乳蒸豚玉石无。 谁信秋风■城里，有人归棹为尊鲈。 同书卷五一有《读夏书》，诗曰： 巨浸稽天日沸腾，九州人民若丘陵。
　　一朝财得居平土，峻宇雕墙已遽兴。这些读史诗皆是缘于现实而作，可 与他在《新修南唐书》中对李升的颂扬互为表里。
　　陆游对李升虚心讷谏、慧眼识才也极为推崇。当李升还只是升州刺史之 时，就“招延四方士大夫，倾身下之”；辅佐吴政时，“作礼贤院，聚图书 万卷及琴奕游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讲评古今”（《新修 南唐书·陈觉传》）。南唐政权建立后，李升一方面安抚拉拢吴政权的旧臣， 一方面也要稳固自己的基础，因而更重视招徕四方秀杰。李升对宋齐丘的恭 礼可为一例。李升称呼他一向“字之而不敢名”，而“一语不合，（齐丘） 则挚衣筒望秦淮门欲去，（李升）追谢之乃已”。（《新修南唐书·孙忌传》） 在这种气氛之中，人臣敢谏，君王善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陆游慨叹说：“区区江淮之地，有国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后世追 考，犹谓国有人焉。盖自烈祖以来，倾心下士，士之避乱失职者，以唐为归。??
　　
是诚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气、名人类者，乌得不以死报之耶！” 对于南唐的灭亡，陆游有独到的见解。传统看法认为，南唐是因其弱小
而被强大之敌国所吞灭的，陆游却另有见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所处的 地理条件此其他各国要优越得多；而且，南唐自称大唐宗室（李升为唐宪宗 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对天下的号召力也令其他各国望尘莫及。如果用人 得当、抓住时机，确实能与中原皇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鹿死谁手是难以预 料的。不幸的是，南唐后期用人不当，党争不止，以致不但无力逐鹿中原， 反倒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灭亡了。陆游在《新修南唐书·元宗纪》中 评论说：
　　元宗举闽楚之师，境内虚耗。及契丹灭晋，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 国力，既己弗支，熟视而不能以出。世以为恨。予谓不然。唐有江淮，比同 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 隐然大邦也。若用得其 人，乘闽，楚昏乱，一举而平之，然后东取吴越，南下五岭，成南北之势， 中原虽欲睥睨，岂易动哉？不幸诸将失律，贪功轻进， 大事弗成，国势遂弱， 非始谋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
陆游的这段评论是很有道理的。 有感于南宋当时的政局，陆游对南唐后期的用人不当与党争内耗，用笔
尤多。陆游在《李金全传》中写道：“闽楚之役，用事者皆少年，不更军旅， 复相败踵。周人乘我疲敝，攻取淮南，国势衰削，不能复振”。让这样一些 人掌握军队，南唐用师闽楚犹丧败若此，若北向而争天下，与秦晋赵魏之师 战于中原，胜负就可以预知了。陆游在《朱令■传》中评论说：“金陵之被 围也，以守备任皇甫继勋，以外援付朱令■。继勋既怀二心，而令■孺子， 复非大将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间死，卢绛得当攻守之任，胡则、申 屠令坚辈宣力围城中，虽天威临之，岂易遽亡哉！然则江南虽弱，曹彬等所 以成功者，独乘其任人乖刺而已”。
　　陆游认为，南唐后期的用人不当、党争内耗与始于元宗的赏罚不明、纲 纪败坏有很大关系。陆游在《朱元传》中评论说：“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 纲，而后其国从焉。方是时，疆场之臣非皆不才也。败于敌未必诛；一有成 功，谗先杀之。放强者玩寇，弱者降敌，自古非一世也。”朱元才兼文武， 早年上书言事，很见非凡，但当政者嫉其言，相与诋毁。后周军犯淮南时， 朱元从齐王景达救寿州，破后周军于舒、和二州，军功卓著，但遭受监军使 陈觉的嫉忌而被夺去军权，迫使他一气之下投降了后周。此后，淮南的战局 就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南唐元宗只好割地求和，臣事后周，使南唐“虽未 即亡而亡形成矣”。陆游的此番议论，显然是针对南宋政权的，用人不当， 赏罚不明，党争不止，纲纪败坏，这正是南宋政权的生动写照。
　　其次，陆游的《新修南唐书》在编撰体例上也有独到之处，表现了陆游 非凡的史识。
在陆游之前，马令的《南唐书》自烈祖李升以下谓之“书”，胡恢的《南

唐书》则谓之“载记”。前者是仿照《三国志》的体例，把南唐比作三国时 期的吴、蜀；后者是用《晋书》的体例，把南唐比作两晋时期的十六国。而 陆游却以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的体例，为南唐三帝立了本纪。在这里，书、 载记与本纪之争，并不是名词之争，也不是单纯的史书体例问题，其中包含 有政治内容，即正统之争。称之为“书”或“载记”，便是不承认其具有正 统地位。赵构南渡后，宋朝偏安江南（即南宋），与南唐有某种相似之处。 否认了南唐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动摇了南宋的正统地位；而抬高南唐，为之 立本纪，认为它具有正统地位，实际上也就抬高了南宋，不承认当时占据中 原的金国具有正统的地位。陆游生活在大敌压境的甫宋时代，他对于这一问 题极为敏感，因此才为南唐三帝立本纪。并在《烈祖本纪》之后的“论”中， 不论李升的功业，专论前两部《南唐书》体例之不当。在这种体例之争背后， 我们可以领悟到陆游的超人史识。
　　《新修南唐书》在列传的编排上很有特色。《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 妃诸王传置之群臣之后，杂艺方士传列于忠义之前，揆以体例，亦有未允。” 其实，这是一种迂腐之论。后妃诸王列传为何非居群臣列传之前？忠义列传 为何非居杂艺方士列传之前？陆游在安排列传的顺序时，既考虑到其人与国 家兴亡的关系，又考虑到其是非功过。后妃诸王的事迹平平，无大功过，与 南唐的兴亡关系不大，放在群臣列传之后亦无不可。况且，《汉书》后妃事 迹收在《外戚传》里，即列于群臣之后，其诸王传亦多分列于各朝群臣传后。 关于忠义传，陆游于传前先有申明：“古史官书忠义、孝行、列女各为传， 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尽见，摭其仅可书者，合为节义传。”再 说，忠义列于杂艺方士之后，亦有先例。《后汉书》即置《方术传》于《逸 民传》之前。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认真阅读《新修南唐书》，可以发现陆游在人物的先后顺序上颇有用心。 全书卷四至卷十五为群臣列传，陆游置宋齐丘于列传之首，与马令《南唐书》 把宋齐丘归人《党与传》的做法不同。宋齐丘是南唐烈祖李升建国过程中的 首席谋士，但他“好权利，诡谲，造虚誉，植朋党，矜功忌能，饰诈护前， 富贵满溢，犹不知惧，狃于要君，暗于知人”。同时，陆游把善谈惑主的魏 岑放在最后，中间正邪相间。这种编排法，令人初读莫得其意绪，久之便得 其味，知是有心“深著南唐之所以亡，垂戒后世也”。（清人汤运泰《南唐 书笺注序》）。近人刘承干在《南唐补注》卷十五中也说：“列传前宋后魏， 延己、文徽等分布其间，而一二正人说士动辄掣时，编次间隔，亦《春秋》 微显之义也。”
　　最后，《新修南唐书》在史料的增补保存方面也有巨大价值。由于陆游 对南唐史料的长朗搜集整理，陆游的《新修南唐书》与同类著作相比，保存 了更多的南唐史料。明人沈士龙在《〈南唐书〉题辞》中对马令、陆游的著 作进行了比较：马令书较之陆游书，“刘仁赡无夫人五日不食死，汪文慰不 载奏疏，景遂无弘冀行鸠，刁彦能无子■孙约，徐锴传廖廖数语，陆皆补考
　　
无遗。其它如申屠令坚之不拜吴越王，张雄之满门死难，乔匡舜之极谏亲征， 张仪方之力振纪纲，欧阳广之疏劾边镐，高远之料楚难守，陈褒之十世同居， 此皆马书所无，赖务观以显。”这些史料的出处多已久佚，又为仅存的南唐 史另一专著——马令《南唐史》所不载，陆书的史料价值就尤为可贵了。
　　陆游《新修南唐书》在史料方面的丰富性，与他在收集文字资料之外重 视调查访问分不开的。在《新修南唐书》中，这种得自调查访问的材料很多。 如《廖居素传》云：“后几百年，将乐父老犹叩头称之。”这是陆游在福建 做官时了解到的情况。在《刘仁赡传》后的“论”中，陆游谈及寿春父老喜 言仁赡死时事及其夫人不食五日而死，这也是亲自访来的材料。为了替刘仁 赡辩诬，他在四川任职时，特地访问过藏有周世宗除仁赡天平军节度使制书 的梓潼令金君，弄清后世诬传是靠不住的。在《杂艺方士列传》中，陆游记 “耿先生”事时说：“金陵好事家，至今犹有耿先生写真云”。这自然也是 从访问中得到的材料。
　　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陆游的《新修南唐书》很受后人重视，注家迭 出，如李清、汤运泰、周在浚、高醇、刘承于等纷纷笺注或补注此书，评论 者也不少，毛晋认为陆游“得史迁（史迁即司马迁——引者）家法”。此语 确实不虚。